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,尤其以王阳明知行合一观最具有代表性,对个人修养的养成也最具积极意义。
即知即改,关口前移
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,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不良之念时,要赶紧克制,做到即知即改。虽然只是“心动”,但王阳明认为已经是“行动”了。他指出: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
一般而言,一个人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做出恶行的,通常是之前生发出了多次不良之念,但是自身又认为这仅仅是“念”而没有“行”,不加克制,结果这些“不良之念”日益膨胀导致蒙蔽良知而去“行”。因此,人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行为,更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内心,重视和遏制滋生不良想法的“苗头”。这个主张比人们通常认为的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更提前了一步,从思想上来控制恶行的发生,可谓关口前移。
在王阳明看来,儒家讲的“格物”就是“格心”,即通过“为善去恶”的功夫把内心的“恶念”格掉,所以王阳明说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。他指出:“今人学问,只因知、行分作两件,故有一念发动,虽是不善,然却未曾行,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说个‘知行合一’,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,便即是行了;发动处有不善,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,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。此是我立言宗旨。”根据王阳明的观点,一个人想提高自己修养,就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还要注意自己的思想,心里一旦有“恶念”萌生,赶紧进行自我控制并将其消灭在萌芽当中。
儒家认为克制“恶念”的重要方法是慎独,王阳明也非常注意运用慎独的方法。一般来说,慎独有两层含义,一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犯错误,即“不欺暗室”。这就是《中庸》中所说的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”。能不能做到慎独,也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。因为“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,掩其不善,而著其善”。二是“不自欺”,就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仅不敢犯错误,而且根本就不想犯错误,做到既不欺骗别人,也不欺骗自己的良心,所以“慎独则心安”。因此,一个人要提升修养,必须养成慎独的习惯,在公开场合或个人独处,都要行为端正、表里如一、保持定力。
即知即行,真知真行
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“善念”时,应赶紧行动,做到即知即行。在王阳明看来,只有“真行”才是“真知”,“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”。
王阳明认为,每个人都有良知,甚至连盗贼也有良知,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,实际上不是“真知”。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观在当时有极强的针对性,在明代,程朱理学强化了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等伦理道德,对士大夫也提出了很多修养要求,时人确实能够把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要求的道德范畴了解得很清楚,但不少人却知而不行,甚至行而悖知,脱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。他指出,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“真知即所以为行,不行不足谓之知”。
关于知识分子知而不行,重知不重行的情况,清初颜元也曾经批评指出:“宋元来儒者……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即为上品也。”荀子更是非常强烈地斥责“口言善,身行恶”者。纵观历史与现实,真知真行确非易事,需要人不断以学习或反思等方式提高自我认知、提升个人修养及品行,并用以指导行为与实践,这也是达到知行合一的关键步骤。
王阳明认为,道不可坐论,德不能空谈,把“善念”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,需要把“立德”与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结合起来,这既是中国古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,也是实现“内圣”与“外王”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。这些观点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,以正能量的因子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、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求真务实,不尚空谈。